6月26日，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《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》中说：“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，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，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，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，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。”
上述表述被媒体解读为，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农民城镇化路径。
“小城镇放开户籍限制，并不新鲜。但是，由于农村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不愿意放弃土地权益，小城镇户籍对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吸引力并不高。”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，在开放大中城市户籍“尚需时日”的情况下，作为户籍改革第一步的小城镇，如何真正吸引来农民落户，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话题。
党国英开出的药方是：户口先落，待遇不变。
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，此现象已引起中央政府的警惕。
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，就提出了“新城镇化”战略，要求实现“人的城镇化”。蔡继明认为，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特点，“就是迁移而来的人口，要与本籍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。”
在此背景下，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，显得颇令人振奋。而诸多受访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我国小城镇户籍早已“松动”，现实情况可能比新闻中走得更远。
记者查询发现，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脚步，可追溯到1984年《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》，使当时450多万农民工，转变为非农户口。近年来，改革步伐日渐加快，尤其2011年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印发实施后，前述发改委报告显示，目前已有18个省（区、市）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，14个省（区、市）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。
经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，已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城市，早在2003年起就开始出现。其中不仅包括嘉兴、惠州等小型城市，兰州、沈阳、广州、福州、南宁、昆明等省会城市也不鲜见。据公安部统计，2010~2012年，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，平均每年835万人。
“给户籍制度‘松绑’来带动城镇化是一方面，但一个现实是：农民并不一定都愿意转户籍。”党国英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，农村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不愿意放弃土地权益，或成为农民户籍不愿向小城镇迁移的两大理由。
“这些年，小城镇户籍限制已经放松很多，有些甚至已经完全放开。但农民进城的首选还是大中城市，而不是小城镇。”蔡继明告诉记者，原因除了缺乏一流的教育、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外，“小城镇没有发达的二、三产业，农民也不太可能在小城镇就业。”
党国英则提示，令部分农民对是否“落户”小城镇心存犹疑的，更多是一笔经济账。
“伴随粮食价格的上升与农民对土地价值的重视，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，已经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。在农村地区交通状况的改善与新农村建设日益推进的过程中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，也开始不愿进入当地的小城镇落户了。”早在2007年，户籍制度坚冰还未加速消融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就这样撰文分析。
在今年“两会”上，辜胜阻再次提及，农民市民化的前提，是农民工有稳定的就业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，还有安居条件等。因此在他看来，户籍改革更多针对的，是部分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、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房的人。
“农村户籍附着着宅基地、承包地、林地和很多补贴，农民不一定愿意放弃这些利益。”
“‘舍不得土地’，其实是现在的农民感受到了城乡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。”广州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谢建社对媒体总结道。
户口先落，待遇不变
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换一张纸，而意味着平等的身份和平等的待遇。但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养老、保障性住房的均等化……没有一项不需要巨额财政支持。
农民放弃农村户口“转战”城市后，其“市民待遇”能否真正实现，才是令部分农民如此纠结的主因。
此疑虑并非空穴来风。知名网友周克成建议农民“慎重加入城市户口”，因为一旦待遇没拉平，又丧失了土地权益，就得不偿失。
而因为拉平待遇，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容忽视。
按陈锡文在演讲中披露的数据，2011年，约有80%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保险；目前，约1.25亿农村户口的孩子，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》算了一笔账：假设到2020年，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以0.8%到1.0%的速度推进，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%，今后还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，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，需要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。
巨大的财政负担压力下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对人口城镇化并不热心，甚至多有抵制。
